康熙三年（1664）五月廿四日，钱谦益走完了他起伏跌宕的人生之路，溘然长逝。钱谦益尸骨未寒，钱氏家族中以钱谦光、钱曾为首的族中人发难，逼缴出三千银两，并派了四艘船，搬空的家俱物件。无奈之中柳如是写下遗书，带着怨屈于六月廿八日在荣木楼悬梁自尽，是为钱氏家难。
家难的发生牵涉到家族内部的恩怨争斗，钱谦益之死，宣告了奚浦支钱氏的衰落，鹿苑支的崛起。钱谦益后人从此默默无闻，渐渐消失在人们人视线中。
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设在苏州的海防同知厅移到常熟，在坊桥与东门大街之间的严子禄手中购得园宅，此宅明代为陆姓住宅。严子禄是何许人也，暂时无法考证。严宅与钱宅为邻，有一圆门相通，方便进出。
海防同知厅曾发生过一次火灾，海防同知与随从躲到钱宅大厅暂避，钱谦益子钱孙爱开始泡茶端水热情接待，后问同知是何时考取功名，同知有些懵逼。随从连忙解释，同知乃旗人，非由功名。钱孙爱脸色大变，拂袖而去，把同知晾在一旁，同知大忿。
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常熟区域设和二县，同城而治，基本上是以河东街为分界线，西为常熟，东为昭文。但到文学桥拐了个弯，穿过，沿着如今的和平街到引线街，朝西到天宁寺巷，往北至半野堂五弦河畔，折向东达河东街，再往北抵水北门。半野堂属常熟，燕园与炳灵公殿和东门大街钱氏旧宅属昭文管辖。
次年，海防同知厅被裁，改成为县衙，其布局在言如泗纂，嘉庆七年出版的《常昭合志》中有明确的图示。东门大街旁有河，坊桥南北横跨，人们也习惯把这条路称为新县前。
昭文县设立后，要建城隍庙，此时钱宅已人去楼空，于是购得钱宅的茶厅、大厅改为城隍庙，常昭二邑的百姓在此烧香求签保平安。荣木楼在城隍庙大堂西侧，坐西朝东，园内有假山、桐树，就是非常著名的卷云石。
从二图可见昭文县的监狱当初接近东门大街，是在城隍庙大门和二门的西面，在荣木楼南或者西南位置且靠得很近。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5）十二月，北京大兴人王锦带了家眷来任昭文知县，王锦前后三任昭文知县，一任常熟知县。
绣楼在二堂东侧的小院落内，前后二幢，前为王知县居所，后为家属宿舍。第二年初夏，王知县赴江宁出差，期间王知县小妾与二个丫鬟毫无征兆，晚上吊死在楼中。诡异事件一出全城轰动。
王知县闻讯急速从江宁赶回，由时任常熟知县黄元燮来调查处理，经现场勘察，没有被谋害的迹象，最后以鬼作祟结案。
惨剧发生后，绣楼成了凶宅，无人敢踏进一步，慢慢被人淡忘。后人都误以为柳如是上吊在绣楼中。
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三月，著名诗人到常熟访好友吴蔚光。在小东门外迎春桥吴宅素修堂与陈声和，孙原湘、席佩兰夫妇等人把酒言欢，品诗论曲，由吴蔚光引荐，孙氏夫妇投袁门下。
袁枚在聊谈中闻知柳如是的悲惨结局，惋惜之余感慨万千，于是把绣楼发生的故事经过一番天马行空的发挥，演绎成柳如是阴魂不散，化作冤鬼，写了一篇夺人眼球的《柳如是为厉》编入他的志怪小说《子不语》中。
惩恶劝善因果报应的故事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容易引起共鸣。
从此楼房门窗紧锁，无入问津，历任昭文知县上任伊始都要到楼下祭拜一番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九月，绍兴人谢培掌昭文县事。第二年春末的一个晚上，杭州人陈文述与画家朱鹤年等数位朋友坐船由苏州来常，租住在蒋园作为行馆，到秋天才离开。
此时蒋园在陈文述笔下是“小楼花缺处，花外即青山。远塔三成见，高城一角环”。该园到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被蒋因培购得后才称。园西北的半野堂早已破落不堪，“绛云楼阁久成薪，万卷藏书委劫尘”。
陈文述在大步道巷孙原湘双红豆斋听孙娓娓道来的故事，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才情倾心仰慕，也对其不幸遭遇嘘叹不已，于是与谢知县商量修葺清理绣楼，整洁一新，供奉柳如是灵位，作为纪念场所。
并拿出收藏的由画家吴履绘柳如是初访半野堂小像，请朱鹤年临摹一幅，悬挂灵位后。朱鹤年（1760-1844）,字野云，号野堂、野云山人等。江苏泰州人。善画山水、人物、仕女、花卉和竹石，尤以山水、人物画著称，尤其被朝鲜人推崇。
陈文述还准备搜集柳如是遗诗刻在绣楼壁间，以传后世，不过这一工程并没有实施。《重修常昭合志》全文照录孙原湘《天真阁集》卷十九《钱牧斋故宅吊柳夫人》诗前小序：
宅今为昭文署，斋东偏小楼柳夫人殉节所也。百余年来人不敢居。新尹至，于门外拜祭加扃鐍焉。戊辰春，会稽谢君培宰斯邑，适陈大令文述因事过虞，商之谢君，絜此楼以奉夫人祀。出所藏夫人初访半野堂小像，属海陵朱山人鹤年重摹奉楼中。将求夫人遗诗镌诸乐石，纳楼壁以扬幽烈，而先征同人赋诗以识其事。[注1]
柳如是《人物山水册》之八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
陈文述第一次来常昭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，写下不少诗篇，离开时依依不舍。
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，陈文述来常熟主政。次年二月初春，陈文述闲暇之余，与来访的浙江籍好友查揆、高垲、孙均、方廷瑚等人在孙原湘陪同下探访久已榛芜的钱园柳墓，清除乱草，砍去杂树，累土堆砌，缅怀追思。
陈文述撰《重修河东君墓记》记其经过，查揆撰墓碣，孙原湘撰后记，以上三篇文均收录在各自的集中，并由书法家高垲书写勒于条石之上树在墓前，花时四个月。同年八月，高垲绘柳如是像立轴。这些浙江朋友在常熟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，帮助陈文述完成了怜香惜玉的心愿。
才人有幸获知音，陈文述尚有《蘼芜冢辞》和其妾文静玉有一首《蘼芜香影曲》对修复柳墓作了最好的注释。
陈文述内兄龚凝祚在《西泠闺咏》序中提到由高垲书丹，吴履为图，陈鸿寿在卷首题“蘼芜香影”四字的长卷，是上石的原件装裱而成，卷后有管筠、席佩兰、屈秉筠、谢翠霞、鲍印等女诗人题咏。[注2]
据考吴履（1740-1801），字旋吉，一字竹虚，号公之坦，一作公之它，别号瓦山野老、苦茶和尚、苦茶僧，浙江嘉兴人。工书法、篆刻，善绘事，工人物、花卉，尤长山水，造景幽异，可与黄易、奚冈相上下。士林称其有元人冷隽之趣。其时已过世，但石刻画像依据的是他的绘本。
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八月，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后代江西抚州南城县人黄嵋知昭文县。
此公擅山水，工书法，是碑刻发烧友，于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把钱谦益门生顾苓绘柳如是像、王文治题“河东君小像”，顾苓隶书撰写的柳如是传，黄嵋和儿子黄树苓、黄树椿三人的《题顾苓河东君像传后》，包括王文治于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五月初六日在苏州山塘寓所抄录袁枚的《题河东君画像》诗，王文治本人的《题河东君小像即用本传中入道韵二首》，孙原湘《钱牧斋故宅吊柳夫人》诗，聘名家钱泳精摹细刻镶嵌于楼壁间，这是绣楼内唯一的石刻。
黄嵋记道：“昭文官舍即钱宗伯旧第也，东偏有楼半楹，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像，幅巾道服，有林下风，盖其殉节处”。黄知县上任时，朱鹤年所绘像和灵位仍在。这一系列石刻著录在1933年单独排印出版的丁祖荫《重修常昭合志·金石志》中，且注明石刻“已亡”，说明绣楼内的石刻最晚在丁祖荫修志之前已不知去向。
有人回忆1958年破除迷信铲除的石刻，笔者认为是城隍庙被毁后移到大仙堂的石碑。[注3]顾苓的真迹原件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，作于柳如是去世不久的七月七日，是柳如是儒生打扮初访钱谦益这一版本的祖本，也是众多柳像中最为传神的佳作。
就这样绣楼变成荣木楼，而后的常昭县志均受孙原湘误导把昭文县署记录成钱宅，包括黄知县在内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太平天国攻占常昭时，昭文县衙大部分被夷为平地，剩余房屋由太平军驻扎。
常昭被清军收复后，在县衙东边建了几间房屋，权作办公之所，在荣木楼东北靠近大步道巷重建监狱。城隍庙也损毁严重。所以在光绪年间庞鸿文纂修的《常昭合志稿》中这几张图就不存在了。
此后出现的似佛非佛，似道非道，兼有祈福和治病功能的大仙堂，据熟悉大仙堂的胡荷生回忆，大仙堂是在绣楼西侧，这是真实可信的。[注4]说明大仙堂并非城隍庙建筑，有可能是县署图中最后第二排建筑，不是钱宅。
柳如是《月堤烟柳图》局部，该幅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女画家所创作的写生山水图。
虞阳里、小步道巷是在县署毁后形成的小道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邑人刘永昌等人在县署废址的西北创办城东小学，后更名虞阳小学。沿东门大街是一片空场沦为娱乐场所，不时有人在场上演戏耍杂，绣楼是常熟县政府钱粮处办公地。
1928年，在虞阳里开设虞东大戏院。抗战胜利后，在虞阳小学东边绣楼范围内建常熟新县前小学，绣楼经过改建，原有的木结构进行更换，加固以提高承重，相连的小间打通大间，楼上是教室，楼下是礼堂，增加窗户，提高室内亮度。尽管这样，绣楼仍未摆脱阴森恐怖的阴影，学生们心有余悸，教室内空无一人时不敢独自进入。
1958年，新县前小学并入塔前小学，逐步搬离。到1963年，公安局搬入，绣楼在公安局大院内，一直平安无事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一区域发生了蜕变，里弄纵横，建筑零乱。真正的荣木楼何时拆除，据吴正明先生考证为1958年。[注5]
有很多人把荣木楼与大仙堂划等号，也把绣楼与大仙堂等同，都是不正确的。
绣楼发生的变故，被道光年间的东张人郑光祖记录了下来，写在他的著作《醒世一斑录》杂述第8卷中。郑光祖（1776-1866），字企先，号梅轩，是一位徐霞客式的人物，曾游历全国各地，见多识广，我国西沙群岛就是他最先命名的。
他的关注点并非仅限于地理、地貌，《醒世一斑录》其中记录了发生在常熟地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事件、掌故逸闻，以及天文地理，气候灾异等史料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一部笔记。
郑光祖观察细心，态度严谨，好多是亲身经历，亲眼所见，可信度极高。可贵之处能阐前贤名宿之谬，释俗传邪说之妄。
在书中郑光祖批评袁枚《子不语》“立品既失正，记事又无实。不独坏人心术，抑且误人闻见”。驳斥《柳如是为厉》一节道听途说，“只采道路之言，全未据实”。[注6]同时指出昭文县署与钱谦益宅混为一谈的错误，“宜辨正不讹”。
当然这是郑光祖出于对小说类书籍虚构事实的不屑，鲜明的观点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端倪，更是从维护柳如是的形象出发，还其真实面貌。
笔者见过绣楼，也一直坚信即是荣木楼，最近偶然翻阅该书才恍然大悟，早在乾隆晚期就已经产生误解，人们深信不疑是出于对柳如是的敬佩和怀念，把绣楼作为象征。
遗憾的是郑光祖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，他在指正袁枚的同时，自己犯了把绛云楼搬到了荣木楼旁的错误：“我邑前明钱尚书牧斋故宅，后改建为今之新城隍庙。其宅原有茶厅、大厅等居屋，旁有绛云楼是牧斋藏蓄诸名家文稿及法书、名画、古玩之所。此楼先遭火废，余屋于雍正四年新分昭文县，因无新城隍庙，邑人权借其大厅为城隍公馆，于是钱氏卖其宅，俾改造为庙”。[注7]
笔者根据上述二图还有一个推断：郑光祖所言县署非钱宅是对于县署的主体建筑而言。绣楼是第二图中与荣木楼同在一个院落成直角的朝南小楼，而非县署内建筑，当初王知县从钱氏手中购得作为家属宿舍，在墙上开一门即可进出。那么绣楼确实是与钱柳有关，二楼在一起很容易混淆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第一图中没有楼房。黄嵋来知昭文时所言，楼仅半楹，荣木楼在黄知县所看到的时候已经拆掉了。
1932年，在昆山担任县长的邑人庞树森，到上海嘉定安定镇游玩，在震川书院走累了休息，无意中发现卧在草地上的二块残石是陈文述、查揆所撰二文，而孙原湘文与柳如是画像已佚失。
出于对家乡文物的热爱，庞县长惊喜之余速与有关方面交涉，震川书院属于嘉定、青浦、昆山三县教育局共管，需经一致同意。
在他努力下要回该碑，存放在县立图书馆，拟在修复补刻后回到柳墓原处。日寇占领常熟前，馆中工作人员怕再次丢失，将碑移至石梅读书台畔，掩埋在新建成的图书馆西侧的空地下，后再也没有挖掘。
据《嘉定县续志》附《前志补遗·金石志》中著录称河东君小像是道光三年（1823）三月陈文述另一位妾管筠（1789-1840）摹本，[注8]此时陈文述在江都知县任上。估计原石刻画像已佚，后由管氏重绘补刻。
邑人曹大铁藏有该拓本，卷后有《贺新郎·复瘞柳如是》，是1951年大铁先生得知柳墓被盗掘后，与工友一起收拾遗骨，重新埋葬后所作。
建筑不存，遗迹难寻。岁月无痕，文物有情。高垲所绘的柳如是像立轴珍藏于常熟博物馆，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。柳如是墓虽得到妥善保护，黄土一抔显得过于荒凉寒酸，有关单位是否可以再现“蘼芜香满蘼芜冢”的意境，把原有的石刻恢复，或者请当代的书画名家重新绘制书写，立在墓前的石亭内供人浏览。
遗恨只在回首中。民国初年，著名诗人、画家白采旅居常熟，曾在柳墓前徘徊良久，绘柳如是墓一幅，有感而发，赋《摸渔儿》词一首：
问前朝、几编青史？纷纷毁誉休数！紫袍乌髻曾相访，便抵卫公奇遇。时非主，算空老、庾郎萧瑟江南赋。归来闲住。胜吾谷霜林，尚湖烟艇，曾是共吟处。千秋恨，都付绛云一炬！才人身后酸楚，新孀况遣逢豪族，一死尚书知否？空惜取，向荒径，蘼芜小冢传缣素。桃花低护，正夕阳铺红。东风袅翠，肠断更无语。
[注1]孙原湘：《天真阁集》卷十九，清光绪刻本，常熟图书馆藏。
[注2]管筠：《小鸥波馆诗钞》卷二，李雷：《清代闺阁诗集萃编》第6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5，第3507页。
[注3]孟东明：《戴逸传》，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23，第583页。
[注4]同上，第584-585页。
[注5]吴正明：《钱柳遗踪考辨》，《古籍研究》2001年，第4期：第65-66页。
[注6]郑光祖：《醒世一斑录·杂述》卷八，清咸丰二年青玉山房刻本，常熟图书馆藏。
[注7]同上。
[注8]陈传德：《嘉定县续志卷附·前志补遗》，1930年刊本，常熟图书馆藏。
作者：李烨，江苏常熟人，研究馆员，文史专家，曾任常熟市图书馆馆长、博物馆馆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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