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离世后，儿子希望承继遗产，这便需要通过公证程序；而子女若在国外求学，他们得申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，同样得前往公证机构进行公证……显而易见，公证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它不仅涉及房产买卖、遗产的分割，还包括出国留学、工作、旅行等各个方面，甚至是在证据保全、文件资料保管等方面，公证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如今，人们将“我妈是我妈”的证明过程称为“证明难”，这一现象已经广为人知，“证明难”的事实也已不容置疑。
4月16日，上海市公证协会与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联合举办了“纪念《公证法》实施十周年暨互联网时代公证业传承与发展”的公证人论坛。在此次论坛上，公证人们围绕“互联网+”、“大数据”等创新理念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上海市卢湾公证处推出了一个名为“藏宝湾”的全新公证大数据项目，这一举措标志着公证业正逐步走向互联网时代。此举预示着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百姓少跑路”的愿景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“奇葩证明”让老百姓跑断腿
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里，各式各样的“怪异证明”长期受到广泛批评，为了办理公证，申请人奔波劳碌、屡遭挫折的情况屡见不鲜。那么，所谓的“公证难”问题究竟难在何处呢？
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的主任张丽丽指出，在处理继承公证案件时，依据《继承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必须明确界定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群体。然而，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，加之人员流动性较大，目前尚无一个具体的部门能够直接提供此类证明。因此，即便是在办理最基础的继承公证过程中，申请人也务必提交以下文件：首先是证明被继承人身故的死亡证明，其次是证明被继承人遗产状况的相关证明，例如房产证、车产证以及存款证明等，此外，还需提供证明继承人身份的有效证件，如身份证、户口簿等，以及证明被继承人亲属关系的相应证明材料。
在亲属关系证明文件中，一般涵盖被继承者的过往婚姻状况证明、子女的出生证明文件、父母亲的去世证明以及被继承者的个人人事档案相关证明等内容。若在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程序尚未完成之际，继承人中又不幸出现一人或数人离世，则此情形将触发继承法中的代位继承或转继承规则。如此一来，案件所涉继承人群体将扩展至已故继承人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等亲属，而所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数量也将随之大幅增加，公证申请人不得不在多个政府部门间奔波，以办理各类证明手续。在首次完成公证手续后，若公证申请人再次需要办理公证，相关材料便需重新搜集整理。
张丽丽向记者透露，尽管这种最基础的继承公证看似简单，但办理过程却颇为繁琐，民众不得不四处奔走，在众多政府部门间盖章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政府部门间内部信息未能实现互联互通，各公证处之间亦未实现信息共享，导致公证处难以提供便捷的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中国公证协会会长丁露针对“公证难”现象提出，目前公证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信息化进程的滞后，这一短板亟待填补，故而公证业亟需融入互联网+的创新理念。
“藏宝湾”计划：唤醒“沉睡的宝藏”
在4月16日举行的“纪念《公证法》实施十周年暨互联网时代公证业传承与发展”论坛上，上海市卢湾公证处正式推出了一项创新性的公证大数据项目——“藏宝湾”计划。该计划旨在通过收集和整理传统公证纸质卷宗中当事人的信息、亲属关系等关键数据，构建一个公证大数据库。借助大数据技术，实现公证行业内部存档材料的即时检索。同时，计划还计划与民政、户籍、房产登记、银行征信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，从根本上破解“证明难”的难题。
卢湾公证处智慧公证中心的负责人刘崴透露，这个项目的创意源自于他一年多前在办理公证时的深刻体会。当时，他为一户人家办理了包括亲属公证和继承公证在内的多项公证服务。当这些公证书摆在他面前时，他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。在将这些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后，我察觉到该个体的家族关系图谱变得一目了然，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：是否有可能通过对卷宗档案的深入挖掘，推动公证领域的数据化进程？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，包括论证、开发以及测试，我们今天终于揭晓了答案。
上海市公证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上海市共处理了六十万起公证事务。在过去的三十年间，上海公证行业累计保存了超过四百万份公证档案。在这些档案中，记录了众多信息，包括民众的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家庭关系、财产状况以及社会联系等。刘崴认为，过去受限于技术和思维，这些信息未能实现数据化处理，未能得到有效整合与运用，宛如“沉睡的宝藏”。因此，这些信息未能得到有效整合与运用，导致民众在办理公证手续时，需反复提交个人资料，无论是第二次还是多次。在众多公证机构进行公证手续时，市民仍需提交相同的个人资料，这给公证服务带来了诸多不便。
刘崴提出，若能激活这些数据，通过公证档案的数据搜集、登记及编排，打造公证信息大数据库，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证明文件的即时查询。一旦数据库构建完成，便能实现与民政、户籍、房产登记、银行等部门的互联互通，有效解决诸如“证明我是我妈”等繁琐证明问题，从而真正实现“让数据多跑腿，让群众少跑腿”的目标。
刘崴指出，相较于“互联网+”，公证大数据库要实现其功能，必须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。这表明，“藏宝湾”项目并非仅限于某个公证处或某一地区的公证行业“小金库”，而是需要全国公证行业的广泛参与。鉴于此，在确保测试稳定和数据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，“藏宝湾”计划将朝着平台化和众筹化的方向迈进。
所谓平台化，即根据信息交流的需求，未来“藏宝湾”项目将从内部网络运行模式转变为在云端进行操作。在云端，各地公证处录入的信息得以被全国同行检索，同时，各公证处也能查阅到其他地区的同行所录入的数据；再者，避免了公证处搭建本地系统所需的巨额硬件开支，只需对录入人员进行专项培训，且系统维护可通过远程操作完成，不受地域限制，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广泛适用性；此外，平台的升级换代仅需在服务器端进行，全国范围内的使用可同步更新，避免了因版本差异引发的系统兼容性问题。众筹化，意指构建一个覆盖全国的公证信息大型数据库，这要求公证领域的所有从业者齐心协力，共同推动其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与提升。
全国近3000家公证处的信息悉数融入“藏宝湾”系统，中国公证业的历史将迈入崭新的一页。面对公证业的未来，刘崴满怀期待。
“互联网+公证”改革势在必行
今年标志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正式推行十载，站在新的起点上，公证领域的发展路径何在？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的“藏宝湾”项目无疑为公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借鉴，无论是借助大数据技术，抑或是融合互联网+模式，对传统公证行业进行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。
互联网时代不断深入，公证领域正努力适应这一新局面，紧随时代潮流，不断革新公证业务的发展路径，并在多个层面上扩大了公证服务的范围。在上海，众多公证机构也热情投身于信息化进程，借助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，成功推出了众多创新性的公证业务及服务产品。在未来的发展中，上海公证行业计划对全市统一的公证服务平台系统进行持续优化；同时，将加强办证系统中各项功能的研发与应用；在实现档案集中管理的基础上，着手推进上海公证档案的电子化进程；以此形成行业数据资源，提升行业影响力，并更充分地展现公证服务的价值。
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王协指出，"互联网+"模式为公证领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，同时亦孕育了新的发展机遇。若能巧妙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公证业务的创新发展，公证行业有望迎来新的繁荣时期。
在论坛上，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段伟，身为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的主任，不仅强调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，还进一步建议构建一个完善的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。在他眼中，公证的内涵涵盖了全面的法律服务范畴。所谓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，按其字面意思，即是以实现公证效能为核心，广泛运用多样化的公证措施及其他法律手段，整合相关资源，在特定的公证业务范围内，构建起一套彼此依存、相互扶持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架构。
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指出，公证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，除了更新理念与观念，还需重点关注“四化”战略，具体而言：首先，是类型化发展。例如，针对强制公证这一议题，众多人士呼吁通过公证法予以明确认可。强制公证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但关键在于如何对其进行类型上的梳理。其次，是细节化处理。法律解释学是法律从业者普遍采用的方法论，公证员在处理案件时，常会遇到法律条文中的细微之处和潜在缺陷。此外，对于涉及大数据、互联网+等议题，许多问题可借助技术手段予以解决。再者，公证服务在参考国际经验的同时，亦需融入本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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